今日批评家 · 韩松刚

《南方文坛》

2023年第5期

韩松刚

今日批评家

韩松刚，1985年生于山东五莲，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现为江苏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研究领域为中国当代文学、江南文化与当代小说、青年写作等。出版学术专著《当代江南小说论》和文学评论集《现实的表情》《谎言的默许》《词的黑暗》。曾获第十八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等。

目  录

韩松刚 | 批评的勇气

韩松刚 | 拒绝乡愁——80后作家的乡土叙事

批评的勇气

文 | 韩松刚 

现如今，批评家更多的时候，变成了一个混沌的鉴赏者。这样一种具有基础性意义的文学细读，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文学批评中思想探索所面临的一些争论和疑难，但令人担忧的现实是“批评”的缺席，已经难以让文学批评在眼花缭乱的文学现场中赢得新的尊重。

这是一个理论的时代，我们有丰富的关于语言、结构、叙事、欲望、身体、性别等方面的理论知识，也不乏不同文体的理论规则和阐释惯例，但独独缺少批评的精神，缺少批评的勇气——一种努力说出不可言说的事物的勇气。这真是让人伤心的事实。批评不仅失去了谈论文学自身的果敢，而且失去了谈论超越自身更大问题的胆识。而由于缺少真正的“批评”，批评家的话语要么转变为某种具有主题性意义的圈内效应，要么作为自身的一种理论论证被不断地规范，从而失去了批评应有的质疑和挑战。

在我看来，批评是一种力图谈论非同一性、不确定性、复杂性、现实性、未来性等各种可能性的话语，它是一种来自被损坏的生活或现实的思想沉思，它遵守最起码的道德和价值。因此，当文学批评与其他一切思想毫无底线地妥协时，它就不能不变得虚妄、圆滑而又无能了。可能是时候承认文学批评在某种意义上的溃败了。一种国家课题、文学评奖、理论论争等一切批评的繁荣都无法抵挡的沮丧，大概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淹没着我们。这或许就是批评在这个时代的宿命，无法拒绝，又难以改变。

批评作为文学鉴赏和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在解释或阐释文学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意义时，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决定性作用。但事实上，对当下文学批评的诟病之一，就是它把读者带离了文学和它应有的文学价值。好的文学和坏的文学，在批评家含混暧昧的评判标准中，经常变得模棱两可、似是而非。这么做的直接后果是：尽管当下写出了相当数量的文学批评文章，但他们依然无法为广大读者提供有效的和易于理解的审美分析，恰恰相反，文学批评在自我生产的无效复制中，渐渐丢失了自身的尊严。

批评家说到底不是生产论文的“机器人”，也不是ChatGPT。批评既无需让读者蒙圈抓狂，更不能让自身显得一无是处。批评不是你问我答，而是试图开启一场心灵的对话。与作者、读者对话，与现实、历史对话，更与自身、灵魂对话。因此，与其他艺术的沉默相比，批评是一种具有言说意义的精神活动。批评也不是忠告和强求，而是重新检视一部作品——它的背景、意义和问题。批评更不是指南针，批评是制造迷宫，批评需要一颗勇敢的心。比如乔治·斯坦纳的《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特里·伊格尔顿的《勃朗特姐妹：权力的神话》、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F.R.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不仅是文学批评，更是引人深思的精神迷宫，而且充满了故事和勇气。

批评是自我的塑造，它教会我们自省、矫正、提升。批评也意味着自我的取消，以此获得新的认识自我和世界的方式。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是应该捍卫它还是为它哀叹。当然，令人欣慰的是：批评未死。批评仍然无处不在，在网络中，在私底下，在朋友圈里，也在某些凤毛麟角的文学活动现场。我相信，没有一种有勇气的批评，是脱离自身存在的，也没有一种有勇气的批评，不是和生命的探索无关的。

我喜欢怀着谦逊、透着勇敢、充溢着美的批评，就像诗。谦逊意味着有精神回旋的空间，便也有了对话的期待和可能；勇敢一点，便可以尝试着说出某些有趣而严肃的事实；而美，则预示着一种审美的理解，是对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艺术的呵护。

未来属于批评。但突然，我有点厌倦思考了。批评家，怎么办？

拒绝乡愁

——80后作家的乡土叙事

文 | 韩松刚

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在大部分时间里，或者说在大部分文学作品中，乡村始终被视作是一个与城市相对立的地方。当然，这种对立的观念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即便是在西方世界，这种城乡对立的观念，其源头也可以追溯至古典时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从城乡关系的角度对人类社会各阶段特征曾经做过高度的总结，他所指出的古典时代“城市乡村化”、中世纪欧洲“城乡对立”、亚细亚古代“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近现代“乡村城市化”等结论，揭示了世界历史上城乡关系的演变规律，对于我们认识当今中国的城乡关系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很多时候，城乡对立的关系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相反，它们彼此映衬甚至彼此代替。也正是这种看似对立又共融的状态，让乡村和城市获得了一种共同的发展，互相凝视，又互相接受。当然，另外一个铁定的事实是：在中国，我们对乡土的态度，以及对乡村生活的态度，几乎一直未变。承认这个事实，也就是承认乡土对于我们始终有着特殊的精神影响。或许，正因为如此，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其主流还是乡村文学，或者说是有着乡村底色的文学。我们盘点一下20世纪的中国小说，几乎就可以看到，不管是现代时期的鲁迅、沈从文、赵树理、孙犁的小说，还是新时期的伤痕小说、先锋小说、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等，都可以看到这种“乡土”的鲜明印记，毫不夸张地说，一部20世纪中国小说史，就是一部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史。

即便是到了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城市化、信息化高度发达的时代，乡土观念和乡土经验仍然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这可能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中国经验之一种。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这中国经验对于我们如何理解乡村和城市具有一种永恒的重要性。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很多关于城市书写的作品中，几乎都能读到一个相反的空间意向——乡村，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很多书写乡村中国的作品，其中也有一个反面意向——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对立的存在，使得中国文学的乡村和城市叙事呈现出一种暧昧而混沌的状态，甚至可以说，几乎不存在一种所谓纯正的城市或乡村写作。如果换个说法来理解就是，一个作家，他可能写了一个城市题材的作品，但可能很“乡村”；相反的，他写了一个乡村题材的作品，也可能很“城市”。我想，这就是我们当下作家所身处的位置——一个大的城乡系统之中（这既是一个城市也是一个乡村），其中既有根深蒂固的传统赓续，也有不可抵挡的深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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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系统依然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因此，就是在时下的中国，乡土叙事依然在中国文学叙事中占据着十分主流的位置。仅以这几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来看，阎连科《中原》、贾平凹《秦岭记》、赵本夫《荒漠里有一条鱼》、胡学文《有生》、罗伟章《谁在敲门》、王跃文《家山》、王尧《民谣》、范稳《太阳转身》、陈应松《森林沉默》、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乔叶《宝水》、付秀莹《陌上》、张忌《南货店》等，都是这一题材的代表性作品，乡土叙事并没有伴随着乡村文明的式微而衰弱，相反，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政策号召下，乡土叙事呈现出前所未有之繁荣。由此来看，费孝通关于“乡土中国”的判断，至少在21世纪前期的中国仍然是可以依据的思想恒言。

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在上述所列举的作家中，时间横跨了1940年代到1970年代4个代际，而80后作家几乎是缺席的。也就是说，在关于乡土叙事的当下和历史建构中，少有80后、90后更不用说00后青年作家贡献的想象和才情。或许，在我们既往的认知中，这两代人的写作更多的是和青春、成长、城市、自我有关，这当然也是事实，从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笛安、张怡微，到双雪涛、班宇、郑执、孙频、郭爽等一大批80后作家，以及周恺、郑在欢、陈春成、陈思安、三三、杨知寒、王苏辛、周于旸等90后作家，几乎都是伴着青春的疼痛和时代的骚动一起成长起来的，在他们的身上，既没有乡土气息，更没有乡土意识，他们作品中给予我们感受更多的是个人成长过程中孤独个体的生命叹息，以及那种既盲目又清醒的自我意识。

当然，如果以此来判断80后不再书写乡土，那又有失偏颇了。根据我的阅读和观察，当下青年作家的乡土叙事，既非青年作家表现现实生活和进行虚构想象的首选，也并未被纳入这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主流之中，他们所竭力呈现的现实和历史并未被重视，甚至于他们只是留在现实的喧嚣和时代的背景之中，等待着被牺牲掉的命运。但文学的意义也在于，只要记录了，就会有痕迹，就像一条条溪流，并不为所有人看见，但它们依然倔强而坚定地在大地上默默地流淌着。而本文论述的就是不被人所重视的80后作家的乡土叙事。同样的现实是，关于当下青年作家乡土叙事的研究也并不充分，我以“80后作家”为主题在“中国知网”上进行了检索，发现仅有《“80后”作家乡土小说书写论析——以甫跃辉、郑小驴、马金莲小说为例》《“80后”作家的“乡愁”书写》《代际视野中的“乡土崩溃”——论80后乡土小说中有关“乡土崩溃”的书写》等极少的相关研究论文和文章。研究的“不景气”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当下青年作家乡土书写的“不景气”，而下面，我即以部分80后作家的乡土叙事为例，来分析80后作家笔下的乡土世界究竟呈现出怎样的现实面貌和精神图景。

80后作家乡土叙事的衰弱，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和大的时代环境有关，80后出生、成长的时代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化的步伐越发快速，乡土世界的风貌渐趋消失，真实的乡村社群也开始瓦解，在这种被破坏的侵犯中，乡村逐渐沦为一种田园的幻象。二是和80后这代人的个体成长经验有关。这代人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也几乎都赶上了大学扩招，更多的人有了从乡村走向城市，从而进一步改变自身命运的机遇。因此，即便是在乡村出生的80后，乡村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少年的记忆，而更多的经验则是来自伴随着其青春期的县城和城市。三是和地方性语言的衰落有关。1995年，我国开始推行普通话水平测试，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方言的衰落以及相伴生的普通话的全面推行，让在这过程中成长起来的80后作家，基本上渐渐丧失了与乡土表达相匹配的乡土话语体系，离开了乡土，不仅离开了在场的生活，也离开了孕育自身语言的丰沃土壤。四是和大的文学传统有关。当代中国文学，乡土叙事是一种主流，乡土叙事的探索和可能在几代作家的书写中，几乎很难再有罅隙和空间让青年作家去勘探，而此时，不管是出于现实的需求，还是出于开拓文学新空间的需要，城市空间和城市经验势在必行地成了他们自然而然的文学选择。

▲魏思孝：《都是人民群众》，九州出版社，2020

▼魏思孝：《王能好》，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

事实上，在当下的中国作家中，几乎少有作家一直和乡土生活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大部分作家，即便是一直从事乡土写作的作家，其生活空间也基本已经转移到城市，这种情况对于青年作家来说，更为普遍。因此，一种乡土在场经验的精神转化，对青年作家来说，就显得难度特别大。没有了生活的第一现场，我们只能从记忆中去挖掘乡土经验，只能从过去的文本中去捕捉乡土感觉，只能从当下的碎片化新闻中去打捞乡土消息。在这样一种现实中，在场就显得尤为珍贵。在80后作家中，魏思孝可能是少有的乡土在场写作者之一，他以一种近似于偏执，且不畏惧的写作姿态，执着地生活在自己的家乡——一个位于山东的地盘不大、人口不多的小村镇，并以一种同样执着的小说信念，以虚构的方式勾勒着鲜活而真实的当代乡村生活图景。《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王能好》就是他书写乡土生活的代表性作品。他写的是自己熟悉的人、熟悉的生活，揭示的是熟悉的情感、熟悉的关系，这是典型的中国乡村熟人社会。他笔下的人物既有着贫困、小气、势利的缺点，也有着善良、脆弱、挣扎的秉性，这一切呈现出同样的真实。他们在这个时代紧锣密鼓的发展节奏中，在这个环环相扣的人情社会里，既保有着亲密，也透露出冷漠，既有着一种天然的精神自卑，也毫不吝惜地表现出某种无法言说的思想优越。

王能好是后来才知道，眼前这块道路宽阔、高楼林立、车流不息比家乡的县城还要繁华的地方，只是上海的乡下。放在十几年前，此地到处还是农舍、稻田、荒地。当地的村民，拆迁到手几套房，住进去还没几年，当初一张张忠厚怯弱的脸写满了愤怒和刻薄，抱怨到处都在施工，外地人多了治安不好。此后，王能好再见到街上那些体面自在的老头老太，心里不再畏惧，甚至生出了一股鄙夷，心想，你们也就是命好而已。^①

读到王能好这个人物形象，会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想到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千百年来的农民形象，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精神底色。在魏思孝的笔下，那些乡村人物可爱而可恨、真实又无奈，这是很有趣的一群人，但同样的，也是背负着命运之痛的一群人。他通过小说制造出来的，不是乡愁、乡怨，而是实实在在的乡村真相、真真实实的乡村人物，没那么冰冷，也没那么温暖，就是现实而平淡的一切。就像他自己在一次访谈中所说：

可能因为我一直在家乡待着，并没有产生特别浓重的乡恋情结，但既然我能一直留在家乡，就说明我在这里还是感到很舒服的，我喜欢待在村子里，这点和逃离农村或者不喜欢家乡的人对比，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可以接受在一些人眼中是困扰的东西，比如熟人社会带来的麻烦，亲戚邻里之间的问题。^②

这样一种生活或生命的情态，决定了魏思孝的小说中没有那种非常强烈而明显的批判意识，更多的时候，它是表现的形态——人物的表现、情感的表现、生活的表现，但这些看似平淡的表现背后，其实隐藏着作者的文学观和生活观——一种近似于同情和悲悯的精神关切。比如在《都是人民群众》中，他为这片土地上的中老年男人和青年男人立传，在《王能好》中，他为王能好撰写“墓志铭”，几代农民工的人生命运，他们的悲欢、生死，令人痛苦，也令人无奈，那种种的难，和一个时代的滚滚车轮相比，既渺小又真实。这些怯懦又勇敢的人，面对生活之难、生命之痛有着各种各样的努力，但几乎毫无例外地，他们又终究被命运击溃。

在关于城乡关系的问题上，魏思孝的小说也秉持着一种十分开放的姿态，不但不排斥，可能还有那么一点接受，这点在小说中也有所表现：“依照他二十多天的打工经验，城市里的生活就显得简单多了，似乎就是剩下钱。钱能解决任何的问题。冷漠也并不是一件坏事，没人关心，保持距离，恰好可以维系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③但令人悲伤的是，王能好最后死在了城市，死在了象征着现代化进程的汽车之下。“王能好骑着电动车往家走，在临淄大道和闻韶路的交叉口，闯了红灯，被一个左转的雷克萨斯汽车撞倒，后脑勺着地。送到医院，做完开颅手术，王能好在危重病房住了两天，花了一小万块钱（老二垫付的），死了。”^④由此来看，《王能好》不是关于乡土的寓言，而是城乡变奏中对人的品质和命运的审视，它是一出乡村与城市双重映射下的人生悲剧。

同样在场的，还有80后作家索南才让。作为一个长期在西部边疆生活的游牧作家，索南才让用他独特的在场经验为我们呈现了乡土叙事的别样风景。他的小说集《荒原上》，紧紧围绕终生与马相伴的牧民、追击偷猎者的巡山队等展开，既现实地反映了草原之上当代牧民们的真实生活，又生动地展现时代巨变给传统牧民性格、精神以及生活等带来的冲击和改变，构筑起一个独特的乡土小说世界。当然，与一般的、传统的边地乡土叙事不同，索南才让并不痴迷于自然风光的旖旎所带来的审美异变，而是在气候变换的时间更迭中，时刻关心着人在草原上的命运流转，那些在草原上兀自生长的故事，随风而来，也随风而逝，而索南才让就是那个敏锐的捕风者，以他敏锐的本能、过人的才情记录下风行在草原上的民族轶事和隐秘故事。那些粗粝而有个性的牧民，那些神奇而坎坷的故事，让索南才让的小说有一种超越了边地的动人气息。

▲索南才让：《荒原上》，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

与传统的、纯真的草原牧歌相比，索南才让的笔下极少有对边地风景的诗意描写，在这一点上，他是吝啬的。“我回到小屋里，睡了一觉，当傍晚的霞光照耀着我青色的小屋，千万条彩线系住了碧绿草原，那些静止的山峦开始移动时，我再次整装待发，带着我的火焰去那深深的山谷，去看看那不变的夜晚，以及永远不会看见我的姐姐。”^⑤这是他小说中少有的对风景的迷恋。在更多的乡土叙事中，索南才让放弃了风景，他直接与现实交锋，与日常对抗，他用那些虚虚实实的故事提醒着我们重新思考土地与文学的意义。索南才让的小说有一种压制了草原气息的独特味道，这气味中混杂着现实小说的经验和现代小说的直觉，尤其是那种独特的荒野之意，以及这荒野之下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和表现，让人印象深刻。比如《德州商店》里，罗布藏关于他身世的困扰，让人悲伤也让人叹息，尤其是结尾那句“这时，他猛烈地、强烈地意识到，原来自己已经是一个拥有两个父亲的成年男人了”^⑥，令人生发出无限的叹喟，再比如《荒原上》中，那几个加入灭鼠队的牧人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他们在草原上的生死离合，“来的时候是六个人，朝气蓬勃，走的时候却成了五个人，死气沉沉。金嘎留在了草原上，他所向往的大世界……”^⑦一切的人和事，在索南才让的笔下都转换成不可捉摸的命运的模样。我们好像还没来得及遗憾于他对草原自身的轻描淡写，就能感受到那种从一个作家心灵内部生长出的广大和辽阔，而伴随着这心灵的，还有一望无际的孤独和悲伤。那是属于草原的孤寂。

作为同样的在场者，与上述两位青年作家不同，80后作家马金莲的乡土叙事更接近于传统的现实手法。她近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孤独树》，就是一部关于当下乡村现实的故事。生活在“窝窝梁”的马铁老汉，从未离开过乡村。而他的儿子马向虎在求学失败之后去城市寻找出路。等到他的孙子马哲布出生后，马向虎和他的老婆梅梅返回了城市，哲布则留下来与爷爷奶奶生活。孤独的小哲布一天天长大，他在崖背上栽种了五棵树，分别命名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哲布，但是只有叫“哲布”的这棵树孤独地存活了下来，在漫长的留守岁月里，它成了哲布最为亲密的朋友。如果我们把马金莲的乡土叙事放在中国乡土叙事的传统之中，就会发现，她小说中这种城乡之间的对峙几乎是延续了之前乡土叙事的惯常模式。但是，她并不强调这种对峙，甚至于对这种对峙表现出叙事上的忽视。因此，在她的作品中，你可以惊喜地发现，她将人物的生活、习俗、日常以一种回族特有的形式保留下来，“从把农事与时间上的永远相联系起来的那一刻起，她小说中的农事就具有了自身的生命形态。……这些农事成为西海固人的一种行动纲领、生活进程、人生信仰，而西海固人的勤劳、顺从、淳朴、坚韧也承载了一种带有社会含义的美德”^⑧。这是民族的形式，也是生命的形式。马金莲在给我们制造一种阅读和理解上的陌生化的同时，也以一种共情的方式消解着这种陌生化，她以自身更为真切的乡土经验和个体感受，为我们呈现出超越了一般族性特质的“真实感”和“现实感”。

▲马金莲：《孤独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可以说，马金莲用她自身的孤独和醒悟写出了时代变迁下人的命运，在她的笔下，孤独的何止是树，还有芸芸众生的我们。《孤独树》写出了乡土失落给人带来的无根之感、漂泊之痛，小说中，人们对土地的感情，已经发生了改变，即便是那棵孤独的树，它将来的命运，我们可能早已能够预测。在谈到《孤独树》时，马金莲说这是她“用来疗伤的一个文本”。她的对故乡的依偎和怀抱，既是肉体自身的需要，也是丰富心灵的渴望。在马金莲的笔下，那村庄的荒芜和冷寂所带来的孤独和失落，不是乡愁，而是一种切切实实的痛。在这个意义上，马金莲是一个“痛苦”的收集者，她在写作中重拾那些被人遗忘的乡村的“痛苦”和“苦难”，并通过这些痛苦和苦难抵达人性的深处、洞悉人性的秘密。

与在场相比，80后作家的乡土叙事更多的是离场的状态，他们大部分的写作都是一种回望的姿态，但这一姿态又区别于传统乡土小说的思乡模式，回望不是为了一种遥远的情感寄托，而是为了厘清自身的生命来路。苏珊·朗格说：“正如某种现实生活经验确实必定给艺术以灵感那样，那种经验也确实必定在作品里经受彻头彻尾的改造。”^⑨但是，于80后作家而言，他们并不排斥自身青春经验的呈现，在他们关于乡土的叙事中，往往夹杂着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生命体验和历史经验，但这经验不是为了批判，也并不服务于任何宏大的文学理念，相反，它只服务于自己。同时，这样的经验，往往并不以隐喻的形态而是非常显在的样态出现在小说中，因此，他们也从不像很多前辈作家经常做的那样，对自我的乡土经验进行一种过度的包装或无据的想象。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刘汀：《布克村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基于此，80后作家在处理个体经验和自身情感时，并不做过分的区别，他们更愿意展现自我的本真生命形态。这其中，刘汀也是少见的愿意在乡土叙事上进行探索和追求的作家。比如他出版于2010年的长篇小说《布克村信札》就是一部关于乡土叙事的作品。这部并没有引起很多人关注的小说，以留守的视角——一个现在看来有些陈旧的叙事模式展开故事，以信件的方式——一种仍然透着稚嫩气息的小说形式来结构全篇，通过一系列十分荒诞、可笑的故事情节，对现实和人性进行隐喻和讽刺，由此来折射时代巨变之下人们的心理情态和情感裂变。小说一方面从留守者的角度，写了少年所记录下的乡村世界以及这世界之中的点滴变化和神秘事件，另一方面又从出走者的角度，写了少年的离开和归来，而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的是对少年心灵更大的冲击和伤害。但不管是哪一个角度，作者都无意于去表现个体与故乡的疏远或隔离，他更倾心于表达个体生命在时代发展之下那种无所依靠的孤独感和幻灭感。

就作品本身的思想性来说，这部小说所提供的我们对于乡土、人性、生活的认识，并未超越于同时代的很多乡土作品之上。但我更关心的是，通过这部作品，我们似乎可以很明朗地感受到80后对于乡土、对于自己曾经生活的土地的另一种情感倾向和审美认识。

丢米，这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了，这个漫长的旅程，似乎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它只是幽幽岁月中的一段，再见了！我把那些箱子和里面的东西都放到火堆里，留下小箱子里的信，包括这封信，给白丽丝。其余的一切，所谓的历史、传说、记载、杂物、梳子，一切从布克村带来的东西都燃烧起来，这时候我想起火化时的火焰，想起安卡拉爆发时的火焰，想起阿太村长他们……

再见了，一切的记忆和梦想。

再见了，我永远的布克村庄。^⑩

是的，80后的成长和告别乡土、告别故乡的过程几乎是一致的。刘汀说：“布克村是我对难以回去的乡村的一次回望，因现实的洪流之不可逆转，书里的结局也必然走向悲剧。”^⑪在80后作家的笔下，对于乡土的情感从来都不是爱恨交织的，他们更理性、更客观，因此，也便显得更为淡然、更为坚定，这种品质反映在小说人物身上，也是如此。比如刘汀《何秀竹的生活战斗》中的何秀竹，“她想无论如何，自己算是从泥土里把扎得最深的那条根拔了出来。最大的概率是，她会成为某座矿的一个正式职工，有能每天洗澡的宿舍，有工资奖金，如果努力并且运气好，她还可能是在矿务局坐办公室的那种”^⑫。这些乡村青年的朴素愿望，一点都不高昂，甚至显得有点庸俗，但是，或许于80后甚至于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离开故土是他们的抗争，也是他们的命运，就像一直在战斗中的“何秀竹”。在这个意义上，何秀竹就是这一代人成长和失败的精神浓缩。

人天生对土地有一种执念，小到孩子对泥巴的痴迷，大到老人对故土的依恋。而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更难忘却自己的生命来路，他甚至关涉到一个写作者全部的文学密码。作为一名从云南出走，扎根在上海的80后作家，甫跃辉在他的很多作品中为我们展现出乡土生活的动人样态。比如他的小说集《这大地熄灭了》，就是关于乡土叙事的代表性作品。《这大地熄灭了》分春和夏、秋或冬两个部分，共收录了十四篇小说。这些小说都是关于乡村记忆的乡土叙事，有的是少年诗心的唯美表达，如《星垂》；有的是对亲人逝去的哀伤感叹，如《阿童尼》；有的则是对乡村残酷现实的批判和反思，如《侏儒》；有的则是对生命自身的痛惜和不甘，如《热雪》。如此种种，呈现出甫跃辉少年乡村记忆的多面和复杂，当然，除了乡村自身的诗意和快乐，更多的是乡村青年融入城市的艰难，如《孤舟》《午夜病人》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

▲甫跃辉：《这大地熄灭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在甫跃辉等一大批80后作家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乡村和城市，而不是乡村或城市，它们不是对立或矛盾的存在，而是彼此观照中的差异和不同。因此，对于80后作家来说，关于乡土的叙事既不会成为田园式的牧歌，也不会成为他们竭力去批判的对象，他们更关心的是那种切身的真实感、存在感，关心在乡村世界巨变下一切普通人心灵内部的状态和感受。于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些作家的笔下，每一个人物都是熠熠生辉的，他们的心路历程，他们的挣扎、拼搏，都有一种极具个人化的情感表现。而小说作为一门记忆的艺术，除复活记忆和寻找意义之外，更大或者更高的层面，则是在关于乡土的叙事中，去重新发现精神的来路和人性的秘密。这种发现，一方面基于个体生命成长和时代发展之间的共鸣与落差，另一方面则源于新的时代价值和旧的生命经验之间的对峙与碰撞。

上海经济发达、人口密集，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它让我看到了现代都市生活繁华的样貌。而我来自云南边疆的保山市施甸县，那里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文化上都较为偏远和边缘。这两个地方的差异特别大，于我而言，那种巨大的冲击力和差异感非常明显和强烈。

此外，它对我可能还有一种反向作用，如果我不离开家乡来上海，那么，我可能不会以一种回望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故乡。有时候，你待在一个太熟悉的地方，很容易就会忽略一些人和事，但当你离开后，那些被忽略的人和事可能就会引起你的关注和思索。我从家乡来到上海，处在一种强烈的对比状态中，家乡的很多东西就会被我“重新发现”。^⑬

十分巧合的是，同样作为80后的刘汀和甫跃辉，在不同的场域分别谈到了这样一种回望的姿态。与此同时，这种复杂的身份又几乎让80后作家自然地成为这个乡村和城市庞杂系统的一员，这是他们必须要接受的角色。在最新出版的小说集《万重山》中，甫跃辉就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角色的复杂性。本书分为四辑，收入了近年来创作的十七篇中短篇小说。其中，“现实种种”以从乡村来到城市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围绕他们的爱与恨、恐惧和孤独，记录其内心的成长与挣扎；“孩子们”描写旧日的乡村图景以及“外省青年”返乡后见证的今昔变迁，其情感的变奏有几分鲁迅《故乡》的调子；“父辈们”用一种动情的笔调讲述上代人的苦难以及他们的精神风姿；“虚妄种种”则直接是通过幻想与现实的交融，来表现人类的荒诞处境。整体而言，甫跃辉是一种回望的姿态，去复现一段不可追忆的似水年华。或许，就是在这种回望中，在时间的边缘和缝隙中，作为80后的甫跃辉正在竭力寻找一个“异乡者”自身的位置。

而作为“异乡者”，其情感的基调是孤独的。尤其是在热闹的城市生活中，这种孤独感有时反而愈加强烈。而与孤独相伴的，往往又是一代人的青春失落和人生迷茫，因此，在80后作家中，即便是乡土叙事，也往往和个体的成长密不可分。80后作家颜歌以“平乐镇三部曲”，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中国乡镇的另一个视野。她写的不是纯粹的乡土，而是城乡接合部——一个更具时代意味的乡土空间——以及在她目力所及之下的当代中国现实。比如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五月女王》，就从一个身体不停地长高的女孩的视角，重构了一代人的青春迷茫和生命悲痛。

颜歌是80后作家中少有的、对自身的成长进行反思的一个写作者。与此同时，她也是80后作家中不多的、喜欢用方言表现人物和生活的叙事者，因此，在她的小说中，我们一方面能够体验到那种夹杂着方言、充斥着各种脏话的对话和责骂，另一方面又能够感受到现代汉语所呈现出的、作者竭力去营造的一种诗意和忧伤。而这，就是她很多长篇小说，包括短篇小说集《平乐镇伤心故事集》的情感基调和美学氛围。

读颜歌的小说，让我想起了一位英国当下十分年轻的小说家黛西·约翰逊，她的《沼泽》等小说中那种杂沓落寞的氤氲气氛，在颜歌的叙事中，同样有所表现，比如关于古代神灵的窥探、现实中突变的身体呈现，还有变成鲇鱼的垂钓者等，都显示了她小说另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颜歌说：

我对我们的生活生来悲观。我所看见的世界就像十年前从成都回郫县的那条马路，肮脏，无序，混乱，尘土飞扬而令人窒息；公交车上的人们像牲畜一样被圈在一起，接踵摩肩，呼吸着对方上一秒吐出的口痰——我相信这样的城乡结合部是我的伊甸园，而我充满喜悦地从这里翻找诗意。^⑭

80后是被寄予希望的一代，但也是让人失望的一代。在时代的加速度中，在日复一日的枯燥日常中，80后正在被各种有形的、无形的力量钳制着、推动着，既身不由己，又不知所措。沉默与言说、希望与绝望、理想和现实，相互交错，相互辨认，又最终归于一种无奈的和解和妥协。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许多的轰轰烈烈每天都在发生，在我生活的城市，新的建筑，新的道路，更多的车辆，更多的财富，像洪水一样在大地上蔓延开来，人们前所未有的激昂，振奋，充满了自信。但是我，作为一个小说家，作为一个职业的旁观者，我被这种痛感所阻挡，无法参与这场庆祝的盛会。我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我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投身过去，写我们的乡镇，写我们的童年——我并不为此感到骄傲。^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颜歌和刘汀、甫跃辉的小说写作达成了一致：我们对过去乡土生活的书写，除了少年时期生活的记忆所能给予的部分的安慰，更多的是成长过程中面对现实时的不知所措，而小说的价值就在于记录并表达出这种不知所措，这并不让人感到骄傲，相反，它带给人的是无尽的感伤。它和乡土有关，也和乡土无关。

当然，在我看来，80后作家乡土叙事的最大不同，还不是在场或者离场，而在于乡土更多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客观存在，乡土叙事的目标也不再是乡土本身，此时的乡土变成了一个自然的想象、一个时代的背景，甚至是一种后天形成的艺术经验，而这种经验也已经脱离了传统乡土文学的一般意义，而成为一种关于生活、生命和世界的理性概念。正是在这样一个维度上，80后作家的乡土叙事建构起自己独特的精神内涵和充盈的艺术张力。

80后作家孙频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城市中人的书写，那些人物的挣扎、沉沦，代表了一个时代众人的生命像。但是近些年来，孙频也在探索新的写作方向和方法。《以鸟兽之名》系列山林小说，可以看作是她写作上的新思路。与以往从乡村走向城市的故事设置不同，《以鸟兽之名》是反其道而行之——从城市走入乡村。当然，现实的结局却也再次证明，在乡村寻找自身精神的失落，既有实现的可能，也有坠入新的虚空的危险。

▲孙频：《以鸟兽之名》，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当然，孙频的这一系列小说，还是给人以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小说中，孙频所着力描写的山中的鸟兽虫鱼、荒芜的村庄以及不同时节的自然风物等，既有一种自然的疏朗，又有一种现实的微妙。而山林这一特殊意向所带给人的那种凶猛和神秘、寂静和温柔，以一种奇妙的姿态混杂在一起，产生出独特的美学之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乡土的山林，其实已经成为一种预设的美学经验。孙频试图通过山林来修复被损害的精神世界，为在现实世界中度日的人们找到一条庇佑之路和一个栖身之所，以此来安顿我们的悲伤、不安和惶惑。

除了《以鸟兽之名》，孙频其他相关系列小说的叙事也都是有着悬疑色彩的“寻找”故事。《骑白马者》寻找的是山庄的开发商，《天物墟》寻找的是隐秘的古文物。贯穿在这三部小说的最大主角，无一例外的，是人物穿行其间的大山林。而与以往的乡土作品相比，孙频的小说不是一种现实意义上的日常的风景再现和景象虚构，相反，它更偏于一种后现代式的想象和解构。而在小说技法上，不仅借鉴了中国绘画的意境呈现，而且糅合了悬疑、侦探、意识流等多种流行元素，让小说的情节张力和故事特性更加凸显。孙频的小说，不是乡土小说，但她将乡土纳入自己小说世界的架构中，无疑为小说增添了与自然世界相关的动人意象和情感暗示。而这，或许就是乡土之于青年作家的一种特殊社会含义。在谈到《以鸟兽之名》的创作初衷时，孙频说：“这个时代正变得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快速，所有人都在追求更文明的、更物质化的、更快捷的，起码能代表当代文明的一些东西，大家都在追求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趋势下，才一定会有人逆行，才一定有人背道而驰选择反方向，向那些古老的、蛮荒的、寂静的地方去寻找、去写作。我这本书选择的就是这样一个方向，我是逆行的，是往回走的。我试图与那些最古老的东西，与最古老的时间痕迹发生一些连接，在这个过程中，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人的新的发现。”^⑯

80后作家的写作，往往被冠之以“小时代”的一种精神讽喻，也即不关心大时代，缺乏关心大问题的能力。孙频似乎在这一方面有着探索和开拓的小小的野心。实际上，在80后作家中，也不乏这方面的写作。比如郑小驴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西洲曲》，不仅是关涉个人成长的心灵史，也是关涉一代人生命的时代史。在这部以计划生育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中，作者不仅讲述了一个青年的心灵成长，更让我们看到了时代背后的人性密码。有论者就说这部小说透露着“非常质朴而又悲情的乡土现实主义”。但是，这个现实是一种历史的现实，也即一种历史化的写作风格。当然，小说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小镇，但许多细节描写都有着明显的都市要素。而这，也几乎是80后作家写作中很难避免的艺术难题。

在陌生的县城，我漫无目的地游荡着，决定在这里玩一天再回去。县城是南棉的几倍大，它喧嚣而嘈杂，干净的主干道后面隐藏着丑陋而肮脏的小巷子，它们四通八达地将县城串通起来。我饶有兴趣地从这些小巷子中穿过，应接不暇的是理发店、水果铺、超市和私人旅馆。内心深处的某个东西一直提醒着我：忘掉石门，忘掉南棉！你不应该再回到那个鬼地方！^⑰

此时，郑小驴笔下的人物，和刘汀等作家笔下的人物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至少在对待乡村的态度上莫名的一致。小说起名“西洲曲”，而《西洲曲》是南朝民歌的名篇，千古流传。作者似乎借此来表达自己对生命和时代的理解。而郑小驴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去洞庭》，同样有着这样一种借喻的表现，“去洞庭”于小说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意象，一种具有乡土田园意味的抽象概念。这部小说，披着悬疑案件的外衣，对不同阶层的生存困境进行了细致描摹和深邃刻画，对人生的意义进行深度探寻和理性追问，那些人性的弱点和缺陷，让人感到恐惧和幻灭，而“去洞庭”不过是留给生活的一点生机和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以郑小驴等为代表的80后作家是以自己的方式对人生的大问题、大命题进行隐秘的探索和关照。

▲郑小驴：《西洲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郑小驴：《去洞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

乡土作为一种无意识，在80后科幻作家陈楸帆笔下，又有了另外一重的价值和意义。《荒潮》可以看作是陈楸帆以科幻的形式所搭建的一次归乡之旅。他从一个归乡者的视角，来揭示多重力量在家乡的博弈，并通过语言、文化、身份等不同的层面来构造一种人类语境的复杂性。对此，刘希在《当代中国科幻中的科技、性别和“赛博格”——以〈荒潮〉为例》中指出：“《荒潮》描绘的是现代性和全球化浪潮中各种‘意识形态图层’，即各种压迫性的势力和话语：其中既有对中国传统宗族势力的揭示，也有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既有对现代性的批评，也有对延续的地方传统文化的审视；既有对原教旨主义的质疑，也有对新科技的迷思的问询。”^⑱毫无疑问的，陈楸帆科幻小说中关于乡土文化的审视和反思，是记忆的一次重启，但在小说中，这归乡之旅也不过是成了一场仪式，而终究无法撼动科技对世界的重组。“如果早期的乡土空间是科幻接入现实的一个入口，那么，后期则更像是一个象征装置，将传统与未来、自我与他者、乡土与虚拟现实、宗教一是和计算机算法、人类与后人类等等看似二元对立的种种关系置于其间，以融合为目的加以重组。”^⑲

▲陈楸帆：《荒潮》，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

陈楸帆在小说中对于乡土生活、乡土伦理的思考，既不表现落后和愚昧，也不假设欢乐和幸福，他在意的，是那行将消失的故土和故土之上的一切存在之物。“我的故乡已经从这个物理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它只是存在于我的记忆里，代表了一段不可磨灭的时光。”^⑳而在以科技反观故乡的过程中，它也同样表现了城市所面临的危机。城市无法拯救乡村，而乡村也不可能挽救城市。

从上述80后作家的乡土叙事中，我们基本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故乡或乡土的情感，已然不是一百年前如鲁迅那样的对故乡充满了一种十分复杂的矛盾情感，也不是沈从文式的一种接近于田园牧歌的想象和抒情，更拒绝以一种启蒙式的文化—审美主义立场来构建现代性的理论冲动。他们既没有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刻的憎恶感，也没有倾注了自身生命的对于故乡的依赖和农民式的恋土情结。一定意义上，他们的乡土叙事是反批判的，也是反田园的，甚至是反抒情的。虽然，在这些青年作家的笔下，乡村书写仍然呈现出非常多元、驳杂的写作面向，而且就是在这种驳杂中，他们在努力捕捉着一个在人们眼中仍然存在并继续运转着的乡土世界。但归根究底，他们在情感上已经更趋于一种接近于集体无意识的状态。这一状态的绝佳艺术表现便是——没有“乡愁”，甚至可以说是拒绝乡愁。一个百年乡土文学的母题，正面临着无法阻挡的消散的命运，而在这样的命运面前，一个新的乡土世界在当下的文学叙事中尚未建构起来。在80后作家的笔下，乡村不是一个对立的存在，也不是一个反面的意向，而只是一个镜像。这个镜像包容着乡土中国所遗留下来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也贮藏着一个人心灵初始生长和后期变化的潜在基因，它表达的是一种人类普遍境遇下的乡村情感，它预示着城市和乡村的浑融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大概也就是80后作家处理城乡关系的一个基本方法。

而当我们沿着80后的叙事去重新认识乡土世界时，我们忍不住质疑，那些在过往文学叙事中被反复书写的主题、被竭力塑造的人物、被一遍遍提及的痛苦，是不是真实的土地和真实的人物所遭遇的一次次艺术的伪造和篡改，一种实际上有着多重意味的真正乡村是否早已经被五花八门的虚构和想象遮蔽起来了。或许，一切的写作，于乡土世界的表现来说，既是补充，也有损害。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80后笔下的乡土叙事，不管和之前的乡土叙事有何不同，它依然保持着与过去的某种连续性，但这种延续并非来自某一个强大的叙事传统，相反，他们拒绝这一传统，而更多地从个人自身的生命经验出发，去捕捉个体的伤痛，去寻找叙事的灵感，去生成青春的记忆和时代的纪念。毫无疑问的，当下青年作家乡村书写的不振，和文学青年逐渐离开家乡、融入城市是有关的，但更多的是其他更为内在的原因，包括青年自身的失败。“失败青年是特殊时期产生的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特殊的青年形象。理解了文学外部失败青年出现的现实背景，就不难理解文学内部失败青年身上批判性的丧失。”^㉑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新的乡土经验或者说体验，已经无法再在作家的笔下呈现出来。但是，乡土作为一个象征或隐喻般的存在，是很难和这一代人完全剥离开来的。而如何写出这种特殊的精神影响，也就是这种占据和影响我们心灵的乡土样态，是未来乡土叙事重要的思想追求或者美学维度。

对于乡土叙事而言，我们一方面要吸纳乡土写作的伟大传统资源，但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和拒绝这一传统之下的思维固化和写作惯性。乡土叙事确立的是空间和人类精神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即便是写乡土，它要揭示的是我们人身上哪怕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的那部分东西，他要寻找的那些艰难的日子和美好的日子所共同达成的真正声音。80后作家已经不年轻了，但困在这个时代中的青年们，同样还没有找到自我精神救赎的通道。而加之各种力量的相互角力，使得这种可能性变得更为微小。“这个内部又有着幽微的矛盾：一方面希望青年写作能够为文学提供新鲜的血液，另一方面却又不可能接受真正意义上对于既有文学秩序的离经叛道。因为整体性语境是保守的，它对于青年正面道德状况的鼓励和描述，诸如主动精神、竞争性、进取性以及自尊等等，是要巩固秩序而非破坏和谐和稳定。”^㉒因此，对于真正的乡土叙事来说，它不是为我们提供一个纯粹的乡土外部景观，去迎合某种主流的趣味，相反，它应该和所有的文学写作一样，勇敢地抵达内部，成为我们内心世界的启示。在这样的审美预期中，即便是乡土景观都已经在人类面前消失，但那个乡土仍然在和作者、读者包括一切人进行着精神的对话。因为，那些消失的景观中，已经有人类生活和思考的痕迹。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城市和乡村才能达成真正的和解，并获得各自的重生。■

（韩松刚，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省作家协会。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ZDA277）

【注释】

①③④魏思孝：《王能好》，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第5、49、263页。

②《魏思孝：35岁终于写出一部还算是拿得出手的小说》，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632094。

⑤索南才让：《我是一个牧马人》，载《荒原上》，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第62页。

⑥索南才让：《德州商店》，载《荒原上》，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第88页。

⑦索南才让：《荒原上》，载《荒原上》，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第279页。

⑧郑思扬：《西海固的女儿——马金莲论》，《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1期。

⑨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294页。

⑩⑪刘汀：《布克村信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第293、297页。

⑫刘汀：《何秀竹的生活战斗》，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第31页。

⑬甫跃辉、李英俊：《我更愿意关注个体如何面对这个世界》，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0703/c405057-31770379.html。

⑭颜歌：《代序：可是我哪里都不想去》，载《平乐镇伤心故事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第ii页。

⑮颜歌：《后记：五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第278页。

⑯孙频：《你必须学会孤独》，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87985。

⑰郑小驴：《西洲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第248页。

⑱刘希：《当代中国科幻中的科技、性别和“赛博格”——以〈荒潮〉为例》，《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

⑲郁旭映：《后人类时代的潮汕——陈楸帆科幻中的故乡书写》，《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

⑳陈楸帆：《荒潮·后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第257-258页。

㉑金理：《试论新世纪文学中的“青春消失”现象》，《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1期。

㉒刘大先：《青年写作与整体语境问题》，《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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